小说:戴了绿帽子在线阅读「给别人戴了绿帽子会怎样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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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终于回了一趟耳矿，但是我回到耳矿，并不是我想念这个地方，而是师傅去世了，我回来参加他的葬礼。

打电话告诉我师傅去世的人是小铃铛，当时我正在读《涂污的鸟》。那本小说有点长，我读了三天，心里总想写点什么，所以在读的时候就有些走神。但是，我并不知道要写什么。很多次都是这样，我打开电脑，往往只写一个小说的开头，再写就兴味索然了。在我的文档里保存了好几个小说的开头，有的三千字，有的六七千字，这种半途而废让我心情郁闷。其实，我早就明白靠码字吃饭并不比在耳矿从事电焊工容易，但是我并不后悔离开耳矿。如果你在煤矿下过井，你就会理解我的心情。

小铃铛打电话给我，第一次打我没听见，当时我在厕所里。第二次打，我没接，因为那是一个陌生号码。在她第三次打给我时，我终于接了。一个人连续三次打我的手机，我想应该不是推销电话或诈骗电话。不过我可以确定这个打电话给我的人不是我的熟人，因为在我离开耳矿后我就把手机号换了，除了我的父亲和何大伟，我没再告诉其他人我新换的手机号。电话接通后，不等我开口，小铃铛就告诉我师傅去世了。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说你说什么？小铃铛说，乔师傅。我说，乔师傅？小铃铛说，就是我们在耳矿实习时的乔师傅！我说，你是？小铃铛说，我是小铃铛啊！咋连我的声音也听不出来了？我说，你咋知道我电话的？小铃铛说，是何大伟告诉我的。我说，小铃铛，你还好吗？小铃铛说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我正忙着呢。你来不来？你要是来，我们见面说。我说，我一定会参加师傅的葬礼的。小铃铛说，我读过你写的小说。我有点吃惊，因为我并没有告诉小铃铛我在写小说，而且我发表小说用的是笔名，她是怎么知道我写小说的。我含糊其辞，敷衍说，啥小说，写着玩的。小铃铛说，你应该写写我们在耳矿的事，写写师傅。我嗯了一声。小铃铛还有事，说到了耳矿见面谈，就把电话挂了。

肯定是何大伟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小铃铛。这么说我并没有责怪何大伟的意思，我拨通了何大伟的电话，他说一会我给你打过去，我正在开会。他说话的声音很小，后面说的什么我没听清楚。电话挂了后，我点上一根烟，心里颇不平静，再无心思去看那本《涂污的鸟》。

我离开耳矿，师傅曾竭力挽留我。我去意已决，多说无用，师傅也就不再说什么。在我离开耳矿那天，师傅送我到火车站。我们去得早，还有半个小时才检票。我们就坐在进站口的台阶上抽烟。天有点热，我们正抽着烟，师傅突然起身，要我等一下，然后一摇一晃地离开我。原来他买水去了。他把一瓶矿泉水交给我，一只手伸进裤兜里，摸索了半天，掏出三百块钱。他什么也没说，把钞票揣进我的口袋里。我怎么能要师傅的钱呢，他的日子并不好过。我掏出来，他按住我的手，说什么也要我带上。我只好把那三百块钱再次装进口袋里。

开始检票了，他朝我挥挥手，然后又朝我挥挥手。进了检票口，我回头去看，他正在抹眼泪。可能是看到我在看他，他对我笑了笑。我记得他当时的表情，只是想不到那一别竟成永别。

离开耳矿，我去了深圳，在那里待了半年又回来了。我回来，谁也没告诉，而是在城里租了一套小房子，开始了我自由撰稿人的生活。我没黑没白地码字，所赚的稿费勉强维持生计。有时何大伟给我打个电话，和我聊一会儿，问我什么时候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好聚一聚。我没有告诉他我早就从深圳回来了，在一个距离他家不到一千米的小区过着昼伏夜出的生活。其实，我挺恨他的，是他让我误入歧途，走上写作这条不归路的。当然，也不能全怪他，因为他也没拿刀逼着我去写什么小说。我蜗居在小城一隅，只有到了晚上才出门透口气。离开耳矿十年，除了何大伟，小铃铛是第一个和我联系的人。我们是技校同学，电焊班的，四十五个男生，只有她一个女的。按说只有一个女生的电焊班，狼多肉少，追她的人应该苍蝇一样多。可在我们班，作为重点保护对象的小铃铛，却没有一个男生追她。不是小铃铛长得不好看，而是她太漂亮了。一个那么漂亮的女生，坐在黑压压的一群男生中，可以说是万绿丛中一点红，我们都知道自己配不上她，只在心里对她想入非非，但谁也没有斗胆向她表达爱意。三十多双狼一样的眼睛盯着一块鲜美的肉，没有哪一个敢主动出击。当时的情况就是，小铃铛看不上我，也不会叫你得逞。曾经何大伟偷偷给小铃铛写过情书，被我们知道后，差点对他一顿暴打。我们把何大伟押解到技校北面的小树林里，像审问犯人一样，让他蹲在一棵树下，老实交代“犯罪”过程。

在八九级电焊班，何大伟因为写诗，故作清高，从不与我们为伍。他瞧不上我们，同样我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你才华横溢怎么了，不也是个烧电焊的！不过客观地说，何大伟确实有点才华，虽然他写的诗我没读过，但是他在《诗刊》上发表诗歌却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且不是发了一首，而是一组诗歌。何大伟十七岁就在《诗刊》发表作品，可以说是少年得志，更重要的一点是他行事低调，诗歌发表后他并没有四处宣扬。要不是同样喜欢写诗的魏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，我们会一直被蒙在鼓里。

魏老师教我们政治，写诗多年，只在一些小报刊发表过诗歌。当他看到何大伟发表在《诗刊》上的那组诗歌后，他兴奋地来到我们电焊班，一进门就大叫，谁是何大伟？

刚才还吵吵嚷嚷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，我们看着魏老师，看着他举在手上的那本杂志。何大伟站起来，说了一声我是何大伟。魏老师朝何大伟快步走过去，等他走到何大伟的座位前时，魏老师握住了何大伟的双手，说何大伟同学，你发表的诗歌我读了，写得太好了。魏老师兴奋而又激动，松开何大伟手，翻到刊载何大伟诗歌的那一页，说下课后到我办公室一趟我们聊聊。

何大伟在《诗刊》上发表诗歌，不亚于在我们中间突然放了一个雷子，炸得我们半天没反应过来。这个雷子的杀伤力太厉害了，不止如此，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小铃铛居然主动跟何大伟示好，向他要了一本诗刊。这让我们四十三个男人妒火中烧。如此下去可不行，我们觉得应该找个借口把他好好教训一顿，让他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。理由总会找到的，他写情书给小铃铛，这个举动足够我们把他打入十八层地狱。

如果说何大伟是才子，那小铃铛就是佳人。文学作品都是这么写的，才子配佳人，但是我们却不那么想，我们得不到的，就算你何大伟才高八斗，也别想抱得美人归。我们要他交代情书里都写了什么，可他紧要牙关，就是不说。他视死如归，让我们恼羞成怒，就把他的裤子脱了下来。是李志强提出脱何大伟的裤子的，他那么说，我们纷纷响应，七手八脚把何大伟按在了地上，有按脚的、有按头和胳膊的。何大伟蜷缩起身子，发出杀猪一样的嚎叫声。那一刻何大伟斯文扫地，再也不是那个狗眼看人低的才子了。

在李志强扯下何大伟的裤子时，让我们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。这个家伙居然小便失禁了，更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他的鸡鸡小得出奇，比三岁小孩的大不了多少。我们愣了一下，谁都没有说话，似乎是集体失声了。何大伟躺在地上，架在鼻梁上的眼镜不知所踪，那一刻他狼狈不堪，比一只丧家犬好不到哪里。我们突然就兴味索然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然后勾肩搭背地离开了那片小树林。我回头看了一眼。何大伟还躺在地上，两只手捂在腿间。斑驳的阳光落在他的身上，轻轻地晃来晃去。

第二天，何大伟没有去学校，第三天，他也没去。等他再次出现在电焊班的教室时，已是七天之后。我们看着他走进教室，看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，然后看着他挨个座位发烟。一包烟发完，他又掏出一包。但是，我们没抽他发的烟，而是夹在了耳朵上，看着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。只有小铃铛不明就里，她看看我们，又看看何大伟，说何大伟，你怎么回事？何大伟不理她。小铃铛说，何大伟，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？何大伟还是不理她。这个时候我们的物理老师走进了教室。物理老师看到我们耳朵上夹的香烟后，她先是愣了一下，接着大吼了一声：谁让你们把烟带教室的？我们只好把夹在耳朵上的烟收了起来。

这个何大伟太让我们失望了，其实我们是多么希望他和过去一样，目空一切地走进教室，而不是与我们同流合污、沆瀣一气。何大伟不该与我们和解，作为一个诗人，他应该有点气节、有点傲骨，不该向我们妥协。下课后，我们去了操场，坐在树下点上了何大伟给我们的香烟。我们正抽着烟，何大伟朝我们走了过来。他在我的身边坐下，也点上了一根烟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什么也没说。从那以后曾经特立独行的何大伟，不再写诗，也不再想入非非。他私下里写不写诗，我们就不得而知了。

技校毕业，我和何大伟，还有小铃铛分配到耳矿去实习。耳矿是一个小矿，地处偏远，年产量三十万吨，因为是薄煤层矿井，条件艰苦，效益比不得那些大矿，而且交通也不方便。从县城坐公交到镇子上，还要再走五六里才能到。我们当然不会走着去耳矿，到了镇子上，我们雇了一辆三轮车。去耳矿的路坑坑洼洼，拉煤的大货车开过去，黑色的煤粉便会落一身。家里有关系的同学，都去了大矿。那些年产几百万吨的大矿，不仅环境好，效益也好。我们三个人被安排到耳矿去实习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何大伟、小铃铛同我一样没有社会背景。说不定在实习结束后，我们会就此待在耳矿。何大伟似乎并不在意，他比小铃铛乐观多了。坐在三轮车上，我和何大伟抽着烟，但是我的心情不怎么好，因为我父亲就在耳矿工作过，矿上的条件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耳矿男多女少，想在矿上找对象，根本不可能，所以很多矿工找的对象都是农村的。

去耳矿的路上，小铃铛撅着嘴巴，啥话也不说。我问她怎么不说话，她把眼一瞪，没理睬我。看着近在咫尺的小铃铛，我感觉她没过去那么漂亮。因为离得近，我甚至看到了她脸上的雀斑。我数了一下，至少有十几个雀斑，而且她的嘴唇还有点厚。在学校时，她可是我电焊班倾国倾城的美女。怎么仔细一看也不过如此呢。发觉我在看她，她对我翻了一个白眼，说看什么看！又不是不认识！我讪讪地一笑，说小铃铛，你这是干嘛啊！我们只是来实习，又不会老死在这里，用得着哭丧着一张脸？小铃铛说，叫我名字！以后你再叫我小铃铛，小心我割掉你的舌头。

我说，好！金铃子同学，以后我不再叫你小铃铛了。

小铃铛皱着眉头，一直到了矿上都没再吱声。

小铃铛的名字叫金铃子，因为她说话声音脆生生的，犹如银铃声，我们给她起了一个小铃铛的绰号。这个绰号在电焊班传开后她并生气，同学三年，我几乎把她的名字给忘了。其实，金铃子这个名字也很好，只是我一时改不过口来，在耳矿实习期间，还时不时地叫她小铃铛。

我们去矿机厂实习，矿上安排老乔做我们的师傅，而且还签订了师徒合同。乔师傅在井下干了不到十年，因为工伤从井下调到了矿机厂。刚到矿机厂他只是干杂活，后来自学电焊，考了电焊证。我们认他做师傅时，他已是八级电焊工，在矿机厂焊工一流。那是一个其貌不扬，还瘸着一条腿的男人。在矿机厂，谁都可以和他开玩笑，而他一点也不恼火。但是，他对我们却不苟言笑，总是板着一张脸。我和何大伟背地里叫他乔瘸子，小铃铛却从不叫他瘸子，而是毕恭毕敬，一口一个师傅。乔瘸子呢，可能是因为养了两个儿子的缘故，拿小铃铛当闺女一样对待。对我和何大伟，乔瘸子只会安排我们干脏活累活。我们心里有怨气，但又不好说出来。小铃铛是一个女孩子，当然需要照顾一下，我们也就不去计较。况且她也好不到哪里去，穿着矿上发的工作服，松松垮垮的，再看她哪是当初我们梦中的女神。

在耳矿实习期间，何大伟每次回家都带回一摞书，但不是文学书籍，而是一些自学考试的书。白天干一天活，下班回来他也不休息，拿个纸箱当桌子，趴在上面看书。我闲得无聊，在宿舍呆着又没意思，就去别的宿舍打牌、喝酒。半夜回来，我看到何大伟还在读书，不再理他，倒头就睡。何大伟看书很用功，就差头悬梁、锥刺股了。

第二天，我一直睡到上午十点。我醒来的时候，何大伟不在宿舍。我翻个身，又想睡，于是我看到了那本厚厚的《罪与罚》。我不想起床，就翻开那本书看起来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外国人写的书。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，午饭也没吃。到了晚上，我才去食堂打饭，吃完又看起来。晚上八点多，何大伟回来，听到开门、关门声，我把书搁下，对他说，这书挺好看的。

何大伟说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呢。

我说，就是外国人的名字太长，不好记。

何大伟说，看多了就记住了。

我又去看那本《罪与罚》，用了三天时间终于看完了。看完后，我问他还有别的书吗？何大伟又给我一本《远大前程》。后来他回家又带来一些杂志，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当代》。看书让我感觉充实了很多，正如何大伟说的，趁着年轻，多看点书没坏处。何大伟不再写诗，他要参加自学考试。他看过很多文学名著，也买了不少，他看过的那些书，后来都送给了我。他还鼓励我写小说，但是我一直不自信，上学时我最怕写作文。我写小说，那还不是赶鸭子上架，自讨苦吃。过去在电焊班，我和他接触不多，想不到住一个宿舍后，我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自命清高的人。我很想就那次在小树林发生的事向他道歉，但是每一次都欲言又止。那是他的伤疤，旧事重提，不亚于再揭伤疤，所以很长时间里我心怀愧疚。我记得当时我并没有动手，而是站在一边看着。作为一个看客，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，再说我们那时少不更事。这么一想我又释然了，说不定何大伟已经在心里原谅我们了。

因为晚上看书，睡得晚，白天便没有精神，到了班上就打瞌睡，师傅安排我干活我就心里烦。那个时候师傅也烦，矿上农转非，但是需要在井下干够十年才符合条件。师傅只在井下干了九年，还差一年，他想再去下井，但是矿上不同意。师傅心烦，看我就不顺眼。何大伟背地里对我说，别顶撞师傅，他有难处，心里窝火。我说，管我什么事啊！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。何大伟说，师傅两个儿子，一个脑瘫，一个学习不好，他天天犯愁呢。这个情况我不知道，问何大伟是怎么知道的。他说是小铃铛告诉他的。

我说，耳矿有什么好的，就算农转非来到矿上又能怎么样？

何大伟说，总比在家种地强吧。

师傅四十多岁，活了一把年纪了，人情世故应该懂得一些，但他那个人一根筋，连送礼都不知道。还是在别人的指点下，师傅一咬牙，买了两瓶茅台。在送礼之前，师傅很是犹豫，问我和何大伟，这礼怎么送？我和何大伟都没给人送过礼，也不知道怎么送。师傅叹口气，说办点事怎么这么难呢。

何大伟说，师傅，徐矿长那个人除了喝酒没别的爱好，所以送酒给他，是投其所好。其实，以前他不喝酒的。他之所以喝酒是因为他的老婆。徐矿长的老婆在县医院工作，两个人是高中同学。但是，结婚后两个人的关系并不怎么好。徐矿长一个月回不了几趟家，他们要是关系好，徐矿长会经常回家的。

我说，大伟你怎么了解得这么清楚？

何大伟说，师傅，情况就是这样的。你送酒给他，他肯定会接受的。

我说，师傅，你要是不好意思，我同何大伟跟你一起去。

何大伟说，又不是去打架，去那么多人干什么，送礼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我们要是一起去，人家不会收的，说不定连门都不会开。

师傅说，我也这么想的，只是我担心人家把我拒之门外。

何大伟说，师傅，你别提送礼的事，只说串门。

师傅点点头。

天色渐暗，我们跟着师傅，拎着那两瓶茅台，去给徐矿长送礼。一路上师傅都在说自己紧张，送个礼咋感觉像做贼一样。我们就笑他，说师傅，你只是去串个门。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何况你是去送礼。

师傅说，可我就是紧张。

到了矿招待所的楼下，师傅紧张得两腿发软，要打退堂鼓。来都来了，不能再回去吧。我掏出烟来，递给师傅一根。师傅点上烟，狠狠抽了一口，说是死是活由他去好了。何大伟说，师傅！这又不是生死攸关的事，你放心！多大的事啊。

师傅说，我这辈子没求过人。

我抬头看了看二楼，206房间亮着灯，说明徐矿长在房间里。师傅也抬头看了看。小铃铛的突然出现吓了我们一跳，她不明就里，问我们站在楼下干什么？师傅支支吾吾，没说送礼的事。小铃铛也住矿招待所。她一个女生，矿上考虑到她住单身宿舍不安全，就把她安排到了招待所。小铃铛看看我，又看看何大伟，说你们有事？

何大伟说，你小声点。

小铃铛说，你们三个人鬼鬼祟祟，是不是想干什么坏事？

我说，你怎么和师傅说话？

小铃铛说，我没说师傅。

何大伟说，徐矿长是不是住206？

小铃铛点点头，说刚才我看见他了。

我说，师傅，你快去吧。

师傅说，那我去了。

去吧！我们说。

师傅拎着两瓶茅台酒，一步一回头，像要去刑场。看着他上了楼，在楼梯的拐角，他的身体摇晃了一下，然后消失不见了。

小铃铛又问我和何大伟师傅去干什么？我们只好实话实说。小铃铛听后笑起来。我们问她笑什么？她说，我还当你们要干什么坏事呢。我说，在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，能有什么坏事可干啊！小铃铛说，那可不一定。我们正说着话，师傅回来了，空着两只手。徐矿长把两瓶茅台酒收下了，看来有戏。师傅一头汗，见了我们，说我们回去吧。

何大伟说，徐矿长怎么说的？

师傅说，他说他会尽力的。

我说，只要他收下礼物，这事肯定没问题。

师傅说，但愿如此吧。

我们没有回宿舍，因为师傅说还没吃晚饭，他请客，在矿门口的饭店吃一顿。我们跟着师傅去了矿大门口。小铃铛没去，她回招待所睡觉去了。

喝下半斤酒，师傅告诉我们，他之所想办农转非，主要是因为老婆孩子在家总是受欺负。老婆带着两个儿子，大儿子脑瘫，小儿子才八九岁，而他一年里回不了几趟家。要是农转非来到矿上，他老婆可以找个临时工干，而且以后还能分到房子。同老婆孩子在一起生活，那才是一个家。

那个晚上，师傅喝多了。我和何大伟喝得也不少，因为喝了酒，师傅的话多了起来。当时我喝得晕晕乎乎，没在意师傅所说的。到了第二天，睡醒后，我躺在床上把师傅晚上说的话又回忆了一遍。但是，我只记得师傅说他的那个小儿子，长得一点不像他。我看了一眼躺在对面床上的何大伟，他正在看书。

我说，大伟，师傅昨晚说他的小儿子不是他的，是我听错了吧。

何大伟说，你没听错。

我说，师傅被人戴了绿帽子。

何大伟说，所以你结婚后最好不要两地分居。

我说，结婚？我和谁结婚？

何大伟说，早晚你都要结婚的。说完这话，他又低头去看书。

何大伟不再写诗，却怂恿我写小说，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我是写小说的料吗？我有些怀疑自己。可他却说，你不写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那块料。他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我还是信心不足。我问他怎么不写诗了？他说等他自考完了再说。何大伟不写诗，不等于他不写别的。在耳矿实习期间，他写的新闻报道在《中国煤炭报》发表了两篇。看他是个人才，矿宣传科的科长找到他，同他商量，以后就在耳矿干，以后会把他调到宣传科从事宣传工作。这种好事，可是天上掉馅饼。何大伟没有理由不同意。

我们实习结束，回到学校，等待分配。正如我想的那样，何大伟、小铃铛，还有我，被分到了耳矿。我们学的是电气焊，矿机厂只有师傅一个人从事电焊工作，活多的时候，他天天加班，所以理所当然我们又回到了矿机厂。上次是来实习，这次来性质就不一样了。我们要在这里工作，与耳矿同生共荣，一直干到退休。这么一想，我就害怕。但是，小铃铛不一样，她是一个女的，即使师傅不偏爱她，也不会让她干脏活、累活，平时只给师傅倒个茶就行。我和何大伟不一样，我们是重点培养对象，而何大伟和我又不一样。矿宣传科已答应他，只要他好好写新闻报道，调到宣传科是迟早的事。只有我前景黯淡，以后的日子里我会和师傅一样干到老。这样一想，我就悲观绝望。

我们再次回到矿机厂，最高兴的人是师傅。让师傅高兴的是不仅是我们回来了，还有他的农专非的事。矿上在秋天张榜，名单中有他。下一批农转非，师傅的老婆和两个儿子，就会来到矿上。徐矿长那个人还是说话算话的……

——未完待续